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走!去野游|德国柏林:自由空气

博客

“走!去野游”的第五站目的地是国际当代文化的中心城市之一:德国柏林

距柏林墙倒塌31年,世界再次因病毒陷入恐慌,为当代文化提供自由空气的柏林,又流传着怎样的创意氛围,提示着人们的心绪起伏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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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995年Christo和Jeanne Claude包裹国会大厦

我们邀请了知名平面设计师与独立出版人何见平,作为活动第五站的野游向导,分享他在柏林的旅居经历,同步当地文化生态的变迁,讲述视觉设计如何传达时新的故事,提倡我们做出怎样的改变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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何见平

平面设计师、独立出版人、策展人

曾获华沙海报双年展金奖、德意志国家设计奖金奖、德国红点奖、奥地利Joseph Binder金奖、伦敦D&AD黄铅笔奖、2006年德国Ruettenscheid年度海报成就奖等奖项,作品曾在世界各地展出。

Q1     1996年,您初到柏林求学,对柏林的初印象是?过了这些年,有怎样的变化?

我1996年6月12日来到柏林。柏林当时被誉为“欧洲的工地”,原来柏林墙的中心区,波茨坦广场(Potsdamer Platz)一带,全是建筑工地。我虽然没能看到Christo和Jeanne Claude包裹时的国会大厦,但是看着诺曼·福斯特(Norman Foster)慢慢把国会大厦的玻璃圆形穹顶建设出来;赫尔穆特·扬(Helmut Jahn)做了索尼中心(Sony Center);雷姆·库哈斯(Rem Koolhaas)为整个区域的建筑方案做了评委。当时几乎全球重要的建筑师们都有一个项目在柏林。

波茨坦广场 (Potsdamer Platz),柏林,1996

波茨坦广场 (Potsdamer Platz),柏林,2016

后来是伦佐·皮亚诺(Renzo Piano)受戴姆勒奔驰委托做的规划。这个规划的核心是在地下的,连着地铁和轻轨还有进入城市的火车等,分为五层。但在表面上看不出来,于是就会纳闷,德国的工地建设怎么就人那么少,进展那么慢呢?去年读报纸,有条静悄悄的新闻,波茨坦广场建筑群中的最后一个建筑物完工。意味着,从1990年开始的这个工地,在近30年后终于建设完成了。

回想九十年代末,柏林的市中心还是在动物园(Zoologische Garten)这边,和我那时念书的柏林艺术大学在同一个街区。C|O Berlin还是“美国之家”(Amerika Haus),“Helmut Newton摄影博物馆”也还没有成立。但这个中心街区有着柏林电影节的主场电影院、有着柏林作家中心、Michael Schultz画廊也在这个区,在萨维涅(Savigny)广场这边有着无数的咖啡厅和酒馆,是柏林最大的文化人聚集点。

当时音乐家、艺术家、作家和诗人、报刊评论家都有着自己固定的聚会酒馆或者餐厅。比如Martin Kippenberger和Daniel Richter都画过艺术家喜欢去的Kant街的Paris Bar。九十年代的柏林,还是沿袭了西柏林的传统,在西边聚集了最精彩的城市文化。

美国之家 (America Haus), 1998

Martin Kippenberger,Paris Bar Berlin,1993

1980年位于柏林康德大街的Paris bar

Paris bar 1997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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CFA-Berlin

但千禧年后,都快速向东边发展了。特别是由于当代艺术展示的空间东迁后,吸引了很多游客和年轻人的视线。当时最主要的原因,还是房价便宜,设计师、艺术家都往那边搬,找到一些个性化没有修琢的空间。政府推行的“振兴东部计划”中,对艺术的投资占有极大部分。博物馆岛的投资,应该是世界上在千禧年后最大的艺术投资之一。于是像KW、CFA Berlin、Boros Collection、Berlinische Galerie这些国家或者私人的艺术机构都去了东边。

艺术家的迁移是城市发展的引导,这个规律基本没错。从纽约到柏林,都在诉说同样的故事。今天的柏林,是先锋艺术的中心。在东部,像Mitte和Prenzlauer Berg区主要的语言是英文。我读报纸,看那些老居民抱怨,不说英文早上都快买不到面包了。

Q2       柏林是当今全球的当代文化中心,艺术创作与创意设计都非常活跃。您怎么看当地的创意社群与生态?您比较想带大家去那些地方?

今天的柏林,是否是文化中心挺有争议。但这个城市的艺术和创意力量毋庸置疑。Kreuzberg是设计师聚集地,Mitte和Prenzlauer Berg的艺术家更多一些。但凡专业人士聚集,专业的竞争也大。我觉得在当代艺术方面,每个国际知名画廊或者收藏机构都会或多或少有人派驻在柏林。艺术家进驻柏林,将自己画室搬到柏林的、将自己合作画廊选在柏林的,也愈来愈多。中国艺术家也愈来愈多搬到柏林。这是正确的选择,在柏林很有可能就会让自己被世界看见。柏林这个城市,更多的是承担了当代艺术窗口的功能,但艺术品的成交不一定会在柏林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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柏林市立画廊Berlinische Galerie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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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13年何见平为百佳德语海报设计形象,在艺术图书馆开幕     ©Hesign

设计产业在柏林的特点是,大部分设计师成立财务自由、业务独立的工作室意愿明晰,愿意在大企业工作的设计师不多。但设计师也看到作为单体的设计工作室存在的劣势,比如房租愈来愈贵、助理工资也不低,而客户对小工作室的可信度也不高。于是柏林很早就发展出几个小工作室共租空间,联合办公的模式。

这种模式也有一定的讲究,大家同一个专业的不会选择在一起办公,比如平面设计的更愿意选择和摄影、时装或者建筑专业的一起。这样大家除了公摊房租外,还可以随时互享资源,建筑的会把项目中的平面设计部分联合自己合租公司来承接。还可以分摊助理工资、税务咨询费用等。客户要是来工作室吧,空间够大,看上去人员也不少,于是信任度就会提高。这种模式愈来愈受年轻设计师们喜欢,有的就是同一个大学毕业后,选择在一起创业。

如果要我带你参观柏林和创意有关的地方,我觉得可能比较困难,每个人对创意的理解也不同。我愿意推荐几个我觉得可以去参观一下的地方: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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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博物馆(Neues Museum)

——博物馆岛上的新博物馆(Neues Museum),这个博物馆的场馆建设和馆藏体现了德国的特色。可以感悟德国文化中对收藏的理解和对收藏空间联合的意愿。虽然主持这个博物馆修建的是英国建筑师David Chipperfield,但是我感悟“德国感”最强烈的德国博物馆,在古典和当代两个概念的融合上是一个典范。建筑和展览布置的细节上也很难挑出毛病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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犹太人纪念碑

——国会大厦一带,勃兰登堡门到犹太人纪念碑,特别是犹太人纪念碑的设计,其实是一个当代观念艺术的作品。我本来觉得柏林的犹太人博物馆是关于二战最好的阐解,但有了犹太人纪念碑这个作品后,我觉得Peter Eisenman和Daniel Libeskind的高下立分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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Bücherbogen书店

——在轻轨站Savignyplatz下面,有个Bücherbogen书店,也是我想推荐给大家的书店。书店上面是地铁和火车,书店是像桥洞一样异形改建的另类空间。被精心布置过,也不只是艺术氛围,就是文人气息特别浓厚,有关艺术、设计和建筑的书是最专业的,专心浏览中,不时感受到火车开过时微微的震动。我从90年代开始在这里买书,千禧年后,他们也开始销售我出版的书,这个书店一直坚守自己风格,吸引我保持愿意去书店买书的习惯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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艺术图书馆馆藏图书

——柏林爱乐团边上的艺术图书馆也是我愿意推荐的空间。艺术图书馆后面是绘画博物馆,前面是Mies Van der Rohe设计的新国家画廊,本来就适合休憩。艺术图书馆有着德国最大的善本艺术图书收藏,她也有一个挺大的设计书收藏。最精彩的是,市民凭借证件可以借回家阅读。我就是在这个图书馆看到很多欧洲的艺术书,都是艺术家手稿,孤本的原件。令我改变对书这个概念的理解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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布洛翰博物馆 (Broehan Musuem)

——在西柏林夏洛滕皇宫对面的Broehan博物馆也是柏林的特色,这里有着德国最大的青年风格收藏。原来私人藏家Karl Broehan将自己的收藏捐献给柏林市,成立了这个以他名字命名的市立博物馆。现在新任馆长Tobias Hoffmann上任后,每年举办多场大型的设计展,质量也非常高。

Q3      您的创作根植于中国的文化传统与西方的现代设计之间的对话;在策划《启蒙者·石汉瑞》展览时,您也谈到过对跨文化设计的理解。您觉得对话的价值是什么?在柏林的生活与工作经历对您的跨文化设计有怎样的影响?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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©Hesign

我正在筹备今年将要在设计互联举办的个展“想入非非”,届时我会出版一本自己的同名设计专集,其中我也邀请了石汉瑞帮我撰文评论。有段文字挺让我感触:

“他最近改了英文名,从原先直译过去、让德国人既不理解含义、又会念错发音的‘Jianping’改为了‘Jumping’,个人品牌也相应变为了‘Jumping He’。从这次改动中,他的个性可见一斑,那就是秉持‘战胜不了对方,就加入对方’的务实理念。正如我的父辈早先移民去美国时,便把我的名字从德文名‘Hans’改成了‘Henry’。”

我确实有这个问题,就是别人按Jianping发音称呼我,我没有反应,因为这个发音太不一样了。我觉得这个问题的思考,可以延伸到跨文化的思考。跨文化只是一种遇到不同文化产生问题时的解决方法。它的目的是解决问题,产生新的和谐。我觉得对别的文化了解愈深,愈应该有化解矛盾的能力。设计也是这样,深厚功力的表达可以是很平常的化解方法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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©Hesign

Q4       我们知道有一批像您一样,生活在柏林的中国创意工作者,你们平时以怎样的方式保持互动?可否分享几个小故事?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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柏林视觉艺术中心——中岛英树展  ©Hesign

我创立了一个“柏林视觉艺术中心”,定期举办展览或者论坛,将朋友们都邀请过来参加。平时我们也有聊天群,每年举办一些聚会。

Q5       您在个人创作与展览策划外,也曾长期在柏林、杭州任教。可否谈谈您的一些教学项目?您最希望学生们习得的品质是什么?

我2001-2008年在柏林艺术大学做了整整八年老师,2006-2019年在中国美院带了十多年研究生。德国教育,相对来说,对个体性能的发挥是重中之重,是教育中想要培育的核心。在德国,注重个体的思想性,是优点,但也稍微有缺点的,就是思想性强了,动手能力相对弱了。这在中国也行不通,因为教育已经市场化,势必造成一种流水线、标准件的教育模式,这种模式寻求共性,不发挥人个体的特征、优性,而取众人之“中”。

因材施教是教育的挺好的方法,即,重视每个人不同的个性来教育。课堂上,我总要求学生每个作业能解决一个问题,在解决这个问题时,它的形式是自由的。我不管是在德国还是中国的课堂,我都这么要求,我觉得教课,其实和客户沟通有“异曲同工”之感。只是我越来越觉得自己不适合做老师,教学这个工作,需要不断重复自己讲过的话、做过的事,而我,作为设计师,我不喜欢重复,我的心已在“创新”上。所以,现在我已经辞职了。

现在我再回头来思考设计教育这件事,我想起九十年代末,曾经听我柏林艺术大学隔壁班的教授Georg Baselitz讲课,他用了德文“Unvermittelbar”这个词,核心就是说:“艺术无法传授。”我那时一头雾水,但我今天来看,未必不是真理。设计最重要的是创意,创意又是无法传授的。除了专业的基本知识、历史和行业一些规矩外,其他的“修行方法”,我觉得“自学”是一种好方法。

2017年,何见平在艺术图书馆策划"图文“中国当代设计展,是艺术图书馆历史上第一个中国展览  ©Hesign

©Hesign

Q6      最近,国际疫情越加凶险,许多国际文化艺术活动也都受疫情影响延期或取消。您做出了怎样的工作调整?您觉得疫情带来了哪些改变?

设计师就算有非凡的创意,也无法预想冠状病毒病这场全人类灾难的出现,封城闭国也无法阻止其全世界的蔓延。病毒改变了我们的生活,暴露了我们的脆弱。我是挺沮丧的。感到无奈,作为设计师,面对疫情,没有任何用处,失去存在感。我们长时间在家工作,直至今天,我们仍然无法看到灾难的终点。这段隔离家中不能出门的设计经历也是难以忘却的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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何见平的作品《希望》和《Viva Graphic》目前正在《设计的价值在中国》展出

设计的价值在中国 展览现场     ©设计互联 摄影:蔡传骏 / 毛彦钧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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